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须防“只发展,缺管控”

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须防“只发展,缺管控”

  张宏斌  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发展的同时,伴生出一些因监管、管控缺失引发的乱象,产生了“只发展,缺管控”的问题。  笔者最近在部分地区调研时发现,有的县域设立了上百个资金互助协会。这些互助资金是以财政扶贫资金为主导,村民自愿按一定比例缴纳股金为依托,无任何附加条件的社会捐赠资金为补充,开展协会内的资金互助业务,相关财政扶贫资金来源于扶贫部门,资金互助组织是由民政部门批准的。这其中,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扶贫办的相关负责人,通常都不太熟悉金融业务,对于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意识不强,甚至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意识也比较缺乏。“只发展,缺管控”的问题比较突出。  自2007年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成立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百信资金互助社以来,这种农民自发组织的建立在人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农村地区开始发展。这种“内生性”的合作金融的运作主体,优化了农村金融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体系的短板。  原银监会于2007年出台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银监会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督管理的意见》,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原则、目标、方式和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银监会暂缓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审批。截至2017年6月底,仅有4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被纳入银监会的监管体系。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开始另辟蹊径,以农业合作社法和中央“三农”政策为依据,推动发展由工商局或民政局颁发经营许可、未纳入银监会监管体系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金融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迅速。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要求,不同类型的资金互助社存在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依据也各不相同。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潜在风险,来源于缺乏外部金融监管和内部组织管控双重因素。  一方面,从外部金融监管的角度看,随着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增设,地方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至少由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发起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应纳入地方金融监管的范畴,所谓“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同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既要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监管细则,又要加强与银保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协同,确保把所有有“身份”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置于监管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设立环节上,要完善和加强该组织的公司治理,建立规范的运作流程,对相关任职资质给予必要的标准设定。一般来说,判别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作基础,离不开对其相关经营特征的识别。换言之,资金互助的需求识别是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基础。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需要信用的充分保障,信用保障较为适合的体现是信用互助。信用互助完全是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同时可以引入更多的商业银行的资金。例如,在有些县域地区,村级单位基于本村的生产经营需要,村民自愿组成信用共同体,所募集的部分资金作为从商业银行贷款的一种担保基金。这类担保基金用于归还逾期的贷款利息,其核心就是信用互助,这也是一种合作金融的形式。通过设置担保基金,从商业银行获得更多授信,这种用信用互助撬动外部资金的方式,不失为一种风险更小的信用合作方式。  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外部的监管不可按照针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方式,要给予适度的自由度,但一定是在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例如,要严防死守非法吸储的发生,要注重相关互助资金的规范使用,更要经常性地对资金互助组织的管理运作进行正确引导,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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